從市長到農民,從科研人員到編輯記者,從中學校長到幼兒園老師,他們的身份各異,卻做著一件共同的事情——為了讓天更藍、水更清,空氣更清新,他們因為各自的努力而成為近日揭曉的2006年杜邦杯十大環境新聞人物。了解他們的事跡,你會真切地感覺到,他們是用心靈呵護環境,他們的行為就是從心田自然流淌出的綠色之歌。
他們都有環保熱心腸
楊建南,浙江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學校長。在昆明人眼里,他是“浙江熱心人”。當他從網上看到昆明市政府公開征集2006年擬辦理的10件實事,作為一個和昆明“不相干”的人,他忍不住提出了把全民環保教育作為一項事關全局的社會系統工程來抓的建議。被當地媒體以“浙江熱心人應征昆明實事征集”為題予以報道。
其實,38歲的楊建南根本沒去過昆明,他只是知道昆明是座陽光明媚的美麗城市,他也知道環保是大部分城市共同面臨的問題,而昆明因為滇池污染,環保更是一個大問題,是責任感讓他做出了這一舉動。
關注環保,楊建南可不是心血來潮,自創辦學校擔任校長十幾年來,他一直熱心環保工作。每年他都要組織大型的環保活動,這些年,相繼組織實施了“保護母親河行動”系列活動,組織600多名師生參加全國環保征文活動,在寒假里組織學生做一件與環保有關的事和寫一篇以“環?!睘橹黝}的文章,成立永嘉第一支學校環保志愿服務隊等等。他先后向272個地級市(州)的領導寫信提出“把中小學環保教育擺上議事日程”和“將環保教育納入中小學教學計劃”的建議。他還先后39次向31個省級領導和200多個地級市(州)長寫信建議開展全民環保宣傳教育。至今,他已向全國各地提出環保建議4000余條,許多建議被采納,被譽為“中國環保建議第一人”。
和楊建南有著不一樣經歷的河南農民宋克明,則是在有了一番慘痛教訓后走上環保之路的。和全國的許多農村一樣,當他居住的村莊附近建起治煉廠時,他和村民們一樣非常支持,誰不盼望早日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啊。可是,一年以后,村頭的莊稼和樹木一片片發黃,枯萎,死掉。幾年后,他的父親和幾個村民都患上了癌癥,在求醫過程中,有關專家告訴他,人類80%的癌癥都與環境污染有關。
父親的死給宋克明精神上的打擊很大,看到環境惡化給村民帶來的危害,他下定決心,要帶領村民守護原本美麗的家園。在他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冶煉廠關閉了。然而,宋克明的環保腳步卻沒有停止,反而成為他環保的起點。
天然文巖渠是宋克明家鄉附近的一條河,原本清亮的河水現在變黑了,沒人知道污染的源頭在哪里。宋克明帶上面包和水,騎著破舊的摩托車,開始了自費調查。3個多月的奔波,在掌握了確切的證據后,他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組織召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環保動員大會,他還動員社會力量帶著專家和記者到天然文巖污染地段進行實地察看,此舉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根據他提供的線索,當地政府取締了10多家污染嚴重的造紙企業,并對一大批相關地方政府官員和私營企業主進行責任追究,使這條家鄉河的水質日益好轉起來。
宋克明很早就是村里的能人,他搞建筑隊攢下了些錢,但這些年,為了環保,他搭上了所有的家底,別人家都蓋起了樓房,他家還住在破舊的房子里。有人不理解,說他不務正業,做那些八桿子打不著的事,兒子迫于生計,只能輟學去打工。一次,宋克明看到兒子用的網名是“我把自己給丟了”,他的心里酸酸的,然而,當別人問他,他總是堅定地說:“如果回頭再來一次,我還得這么做。”
以自己的方式關注環境問題
作為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少中關注環保是件理所當然的事。然而,網絡投票的結果表明,很多人對他的行為給予了特別的贊賞。這緣于他關注環保的方式體現了“百姓情結”。
2006年5月15日,北京市的79個車友會,33個大學生環保社團、民間環保組織和首都新聞媒體,共同發起了“為了首都多一個藍天,我們每月少開一天車”活動。作為一名環保工作者,杜少中積極響應,次日即放棄公務用車,步行上班,乘坐公交車下班。
一名環保局官員身體力行響應民間環保組織的倡議,他的舉動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從中央到首都的媒體紛紛報道杜少中放棄使用汽車一天的新聞,杜少中也通過響應行動,把民間環保的活動推向了一個高潮,眾多的車友會組織和普通市民也紛紛表示,愿意加入到這項有益活動中。至5月28日,加入的車友會組織已達132個,大學生環保社團、民間環保組織、新聞媒體達40個,這樣參加活動的團體總數達到了172個。一個民間環?;顒樱苓_到這樣的效果,杜少中的作用是獨特的,他知道,作為環保官員,做比說更重要。
至此后,杜少中對自己提出要求,每個月都會有幾天采取步行或騎自行車、乘坐公共交通等綠色方式出行。他說,“少開一天車”既是一個環保行動,又是倡導綠色出行環保理念的宣傳活動。而從百姓的角度,已經把他看作了“少開一天車”活動的標桿和先行者。
馬軍,如今是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作為環境問題科學工作者,他以發布“中國水污染地圖”而聞名。
研究環境問題的科研工作者可謂眾多,但馬軍卻希望找到一種好的方式,把研究的學術成果傳達給公眾,以推動環境信息的公開和污染防治,馬軍想到了一目了然的地圖,他將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和超過300家地市級行政區的水質信息、排放信息和污染信息,包括超標排放的企業和污水處理廠信息,通過地圖的形式呈現出來,并通過“中國水污染地圖”網站,提供給公眾使用。
王昭榮是云南昭通市昭陽區人民政府辦公室副主任。業余時間他從事黑頸鶴保護工作,是昭通黑頸鶴保護志愿者協會主席。他主編會刊《黑頸鶴》,撰寫相關論文及調查報告,積極爭取國際愛護動物組織的支持,多次組織大型廣場環保公益活動“黑頸鶴,我們共同的牽掛”、“鳥是人類永遠的朋友”、“黑頸鶴回來了”等。8年來,從事黑頸鶴保護工作的志愿服務時間達到了5800小時,王昭榮因此被共青團中央授予2005年度“中國青年志愿服務金獎獎章”。如今到昭通大山包越冬的黑頸鶴數量從1992年的350只到現在已經增長到了1200只。大山包因此成為了全球黑頸鶴東部越冬種群密度最大、數量最多的地方,成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并被列為國際重要濕地,這一切,王昭榮功不可沒。
為百姓謀更為子孫謀
王金南,作為國家環??偩?/a>環境規劃院綠色gdp課題組成員,被公眾推舉為2006年度環境人物,與其說是對他個人的褒獎,倒不如說是對在這一年里我國發布第一份綠色gdp核算研究報告影響的反應。
《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給出了令人震驚的數據,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0%。這一數字表明,環境危機正在越來越嚴重地制約經濟發展。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不斷增長的gdp數字,是建立在資源環境和公眾健康不斷透支的基礎之上的。
由于技術和體制障礙,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最終確立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然而,我們不能等著條件全部成熟時再動手,那就來不及了。王金南和他的同事們的勇氣就在于,敢于開拓一項全新的工作領域,從完善核算方法,到如何利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結果來制定相關的污染治理、環境稅收、生態補償、領導干部績效考核制度等環境經濟管理政策建議,一項一項地開展,一項一項地攻堅。雖然是第一份研究報告,最后經專家的評審,對這項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項目提出的核算技術和方法體系基本科學合理,為建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于環境與經濟綜合決策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攀枝花,擁有這個美麗名字的城市,卻曾經戴著“全國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2005年,時任成都市副市長的孫平,調任攀枝花市長。通過對攀枝花市情的研究和掌握,孫平就提出,一年摘不掉黑帽子,他就下課。
他說,攀枝花如果不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結局只能是“輸出資源,留下污染;輸出財富,留下貧困”。因此,2005年,全市通過深化工業污染治理,強力推進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全年共投入治理資金7億多元,對全市180個環境項目進行了整治,其中停產關閉了108個治理無望的企業。在他的組織和帶領下,攀枝花市用一年的時間創造和實現了攀枝花人當年想都不敢想的夢想:成功摘掉“全國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成功摘取了國家優秀旅游城市的桂冠,城市基礎設施改善至少提速五年以上。2006年,攀枝花市又在全國“魅力城市”評選活動中受到熱捧。
把環保視為自己的責任
樊巍、劉德天和張劍輝,他們的身份是記者和幼兒師范教育工作者。但他們所共同的,就是把環保視為自己的責任,作為記者和教育工作者,他們不但自身熱心環保事業,而且,通過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把環境教育融入其中,使個人的事業和環保事業緊密相連。
長期從事環境宣教新聞報道工作的武漢市環保局宣教中心記者樊巍,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破壞環境的人和事,于是,他用自己的筆對這些現象進行揭露,他幾番出庭“衛”綠色,他以批評報道“驚”市長,催生省級保護區,他以小見大呼喚建設節約型社會等等。
而同樣是記者的遼寧盤錦新聞工作者協會秘書長劉德天,卻以另一種方式承擔著環保的責任。他是第一個報道黑嘴鷗繁殖地的記者,也是報道黑嘴鷗最多的記者。他發起成立了遼寧盤錦市黑嘴鷗保護協會,沒有資金,他自己掏,沒有專職人員,許多事他自己跑。由于他15年如一日的努力,不僅使黑嘴鷗的數量明顯增加,也帶動人們的環境意識的增強,使保護鳥類蔚然而風。
張劍輝是貴陽幼兒師范學校的教師,是她率先在學校開設《環境教育》課程,使貴陽的幼兒環境教育從無到有,使學校培養的人才具備了專業的幼兒環境教育知識。她說,公眾積極參與才能使環境保護取得實效,借助幼師專業資源,帶動幼兒園開展幼兒環境教育,是促進公眾參與的行之有效的途徑。
正是有了這樣的信念,她六年來默默奉獻,培養了近千名具備環境教育知識的專業人才,我們可以想到,如同火種般,這千名幼師所帶來的環保效應,將會擴散開來,成為千萬名幼兒心里的綠色種子,這就是我國綠色事業的希望,也是我們祖國美好明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