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南元：與鄢烈山談編者和學者的常識

　　“常識”這個詞給人的印象是一些并不深奧人所共知的知識。然而人工智能的研究卻讓我們看到了“常識”深邃的一面。人工智能有一個曾經非常熱門的研究領域，叫做“知識工程”。研究者把大量的專業知識放到計算機里，建成“專家系統”，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研究者企圖建造“常識系統”，讓計算機具有普通人的知識的嘗試，卻至今沒有成功。原因有兩個：一是屬于常識的知識太多，遠比某個科學領域的專家知識多得多，堪稱海量；二是常識往往不像專業知識那樣容易用語言表達，更難以形式化。

　　讀了鄢烈山談基本常識的文章，使我發現了建造常識系統的第三個困難。那就是，所有人心中的常識都是不一樣的。鄢烈山的常識與何祚庥的常識相距甚遠，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常識體系。為了后文敘述的方便，我們把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高級編輯鄢烈山所屬的常識系統簡稱為“編者的常識”，把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所屬的常識系統簡稱為“學者的常識”。

　　鄢烈山的這篇文章可謂字字珠璣，每一句話都體現了編者的常識與學者的常識之不同，對于我們學習和研究編者的常識是不可多得的教材。所以把文章全文放在下面，在每一段后面的【】中談談筆者的學習心得。再與何祚庥先生談幾點基本常識鄢烈山2006年01月05日南方周末

　　何祚庥院士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的對話發表后，我寫了《向何祚庥請教兩個邏輯問題》一文刊載在《南方都市報》上。文章只談了何先生談話中的兩點邏輯“硬傷”：一是以“太窮”來證明只能“賣命”的合理性，又以只能“賣命”來證明“太窮”的合理性，這就是無效的“循環論證”；二是將別人的觀點絕對化、極端化（“希望沒有一點犧牲”），然后對虛構的論敵加以批駁，此即“偷換命題”的詭辯。

　　自以為文章寫得很節制很禮貌，孰料同事小劉批評我說：“人家78歲了，說什么您都不必較真嘛，勝之不武，勝之不武！”我當然不同意他的這種“尊老”，因為他的話里暗含著對年過古稀者的輕視。我說，你看人家格林斯潘那么大年紀當美聯儲多大的家！你看人家以色列的沙龍77歲了，大步流星比你步履還矯健，立在世界的風口浪尖呢。你不要把何先生當作一個“老糊涂”，他講的是真心話，是不少人想說而未說出口的話。他不是以一個普通老人的身份而是作為一個“既懂馬克思主義又懂當代科學”的院士、社會活動家經常亮相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比你我大千百倍！

　　不過，我還是受了小劉的影響，打消了繼續與何先生“商榷”的念頭，在隨后的半個月里不看關于何祚庥訪談的任何文章。

　　朋友告訴我，支持何院士的不止一個方舟子和一兩家媒體；何院士已在《人民網》等處發了3封公開信，《中國經濟網》對他的“獨家專訪”還“斷定”你參與了一報一刊誣陷他的“合謀”呢。于是，我出于好奇搜索出這篇專訪拜讀了。“合謀”不“合謀”的我懶得去辯白，只想說：出于對何祚庥先生的尊重，我忍不住寫下了這篇短文；如有用語欠敬，那也不是緣于“說大人則藐之”的話語姿態，而是基于不得不然的實話實說。

　　【作為開場白，這一段似乎長了一些。但是長有長的道理，絕非堆砌廢話。開場白為我們繪聲繪色地講了一個故事，而這個故事向讀者證明：“我”只是受了“朋友”的蠱惑，“出于好奇搜索出這篇專訪拜讀了”。其他文章呢？對不起，一概沒看見。例如，方舟子所說的“鵬歸《評鄢烈山《向何祚庥院士請教兩個邏輯問題》》(xys20051213)、alan《鄢烈山：你的邏輯何在？》(xys20051213)”這兩篇文章都已經把鄢烈山的“邏輯”駁得體無完膚，如果不是看了以后感到無法回應，當不至于費此大力編出故事來找理由回避，以便堅持何院士有邏輯“硬傷”。這個故事是否真實倒不是我們所關心的，更有趣的是在其背后隱藏著的“編者的常識”。老編們如果想打誰，戰無不勝的方法就是在自己負責的版面上組織一個貌似公正的“爭論”。如果發現“反方”的論述證據十足無法破解，就干脆棄之不用。這樣一來，“正方”必然得勝回朝，“反方”必然潰不成軍。這種編者的常識一旦膨脹，就從自己負責的版面擴張到了整個世界，把世界當成了可以隨意編輯的版面，不合自己心意的東西仍可一律刪除。從編者的角度看，自己仍可以戰無不勝（甚至“勝之不武”）；但從他人的角度看，卻儼然鴕鳥。[page]

　　按照學者的常識，事情就不能這么辦。爭論的要訣在于擒賊擒王，而不可避實就虛。要堅持自己的觀點，就需要把所有強硬的對手逐個擊潰，否則認栽。靠得住的學問都是在這樣的千錘百煉中發展起來的。假裝看不見無濟于事，因為這個世界不是誰的版面，并不會聽任任何人來隨意編輯?！?/p>

　　何先生在訪談中一再說別人的基礎知識太差、素質太差。我現在來對何先生講幾點基本常識。

　　其一是說話的基本常識。首要的是尊重事實。這也是做人的基本常識，與一個人的文化程度、社會地位無關；否則就是“睜眼說瞎話”，不值得理會。重大、特大礦難頻發，新華社、中新社及各路媒體都有專題報道，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總結礦難背后有五大安全問題，一是“抗拒執法，非法生產”，二是“超能力、超強度、超定員組織生產”……五是“事故背后的腐敗充當了保護傘”。國務院新聞辦2005年12月23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清理“官煤勾結”，從2005年10月底至新聞發布日，全國有4878名干部已從煤礦撤資5.6249億元。面對眾多血淚斑斑的如山鐵證，一口咬定說什么礦難不斷，是因為采礦本身“屬于高風險行業”，是由于“發展過程中的某些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實在過于自大輕狂，也是對廣大民眾和李毅中等拒采“帶血的煤”的政府官員的情感與智力的雙重輕侮。

　　【這一段的精彩之處在于，為我們說明了在編者的常識體系中，什么是“事實”：“各路媒體”的報道是“事實”，官員說的話是“事實”，新聞發布會的新聞稿是“事實”，所有這些經過“編輯”的才是“事實”，除此之外還有“事實”嗎？沒有了。誰要是說與之不同的話，那就是大逆不道，就是“過于自大輕狂”，就是對“政府官員的情感與智力的雙重輕侮”。

　　學者的常識體系中對“事實”的看法與此不同。媒體發表的“事實”是“公知的事實”，這恰恰是學者所不感興趣的。一個學者如果把剪報拼湊的文章投給學術雜志，注定是要被拒絕的。學者的價值就在于能夠發現公眾還不知道，或是應該重視而沒有重視的事實。學者的任務就是分析公知事實背后那些更深層次的東西。像李毅中拒采“帶血的煤”這種“事實”，其實沒有實際價值，只是作秀。因為采不采煤采多少煤不由安監總局局長說了算，也不是他所能“拒”得了的。

　　作為一個學者，見到“超能力、超強度、超定員組織生產”的“事實”，就會進一步分析原因：煤炭供不應求。如果煤炭賣不出去，再“黑心”的礦主也會把煤礦關掉回家吃閑飯去。煤炭緊缺的背景是能源緊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大力開發替代能源。何祚庥近年大力提倡發展風力發電，在怒江風波之后上書中央呼吁盡快上馬怒江水力發電項目，都是減少煤炭需求和礦難的實際措施。怒江水電建成后，每年可以少采6千萬噸煤，這意味著每年少死礦工200余人。

　　其實，南方周末各位老編真的重視“事實”嗎？看看《編者按》怎么說的：“成就任何大局都要付出包括人命在內的成本，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對待‘成本’的態度，才是問題所在：在所難免之事，即可漠然視之？”在編者眼里，事實無所謂，態度才重要。被他們斥之為“漠然視之”的人，卻一直在為防止礦難作著實實在在的事。這正是按照“編者的常識”所看不到的事實?！?/p>

　　其二是論辯的基本常識。俗話叫“擺事實，講道理”?？础吨袊洕W》的這篇獨家專訪關于礦難的部分，可以證明《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一點也沒有歪曲何的意見。他仍然堅持他的那些觀點，甚至堅持他的那些偷換命題的表述。他虛構了一個有些人“追求絕對的零災難”的事實和觀點，然后加以批駁。何先生自稱精通馬克思主義、難道不知道列寧早就揭穿這類詭辯術——把一個顯然荒謬愚蠢的論點強加給對方，然后煞有介事地反駁？何院士是一個科學家，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訪談時談到傷亡事故的“概率公布”，在這篇訪談中又以緝私、消防等警察和影視的武打演員來類比礦工，說采礦本身就是高風險的行業。乍聽似有道理，可是科學家是最講量化的。死亡率為0.001%、1%、90%，都是“概率分布”，都是“高風險”，故意不辨“概率”的大小高低，回避“高風險”到底有多高，能說明什么問題？能證明我國當下這么高的礦難概率、礦工死亡率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嗎？采礦業難免發生礦難、難免死人，能合乎邏輯地推導出一年發生這么多特大礦難、死傷這么多礦工的必然性嗎？何先生的邏輯鏈條明顯斷裂，他振振有辭的推斷就顯得可悲又可笑。[page]

　　【這一段談的是“論辯的基本常識”，據說是“擺事實，講道理”。但是其中的“事實”仍然是按照“編者的常識”編輯過的事實：“《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一點也沒有歪曲何的意見”。就這輕輕一語，把何祚庥多篇文章舉出的《南方人物周刊》歪曲原意的大量鐵證和眾人對南方邏輯的有力駁斥全部從現實生活中刪除掉了。這種手法在上一段已經分析過，此處不贅。只是“刪除”總難免遺漏，前文中的“拒采‘帶血的煤’”不是恰恰證明了有些人“追求絕對的零災難”并非何祚庥的“虛構”嗎？如果不是“零災難”，煤能不“帶血”嗎？

　　比較有趣的是，在這里鄢烈山抱怨何祚庥只用“類比”，沒有“量化”，企圖懷疑或否認采礦業是高風險行業這一事實。一點不假，科學家確實是最講量化的。但是熱衷于煽情的媒體未必喜歡量化。對此筆者有過親身體驗：筆者曾經在《南方周末》發表過一篇討論盜版的文章，老編把其中凡是含有“函數”二字的段落全都刪掉了，雖然函數概念是中學的內容。所以學者的常識之一就是，面對傳媒講話，盡可能用非學術的通俗語言，否則他們聽不明白瞎寫一氣，還說是你說的。

　　我說編者的常識不足以理解“量化”，證據是現成的，請看：“死亡率為0.001%、1%、90%，都是‘概率分布’，都是‘高風險’”這個說法就是錯誤的。首先，沒有規定測試時間區間。須知同一組觀測對象在一天之中的死亡概率和十年內的死亡概率在數字上有天壤之別，所以不規定時間區間，這些數字毫無意義。其次，像1%這種數字可以是“概率”，但不可能是“概率分布”，“概率分布”是一個函數而不是一個數字，即使象一維正態分布這種簡單的“概率分布”也需要兩個數字才能表達。第三，如果我們參照討論此問題的習慣把時間區間定為一年，那么這三個數字也并不都是“高風險”?！案摺迸c“低”是相對的，是否“高風險”需要一個參照物。我們可以找一個人們都熟悉的風險——交通事故作為參照基準。中國每年死于交通事故人數是十多萬人，按總人口十幾億計算，約為每年萬分之一。通常我們出門上班或購物并不認為是高風險的活動，可以以此作為標準。那么上面的三個數字中，0.001%比標準小一個數量級，顯然是“低風險”而不是“高風險”，1%是標準的100倍，屬于極高風險，每年1%意味著如果工作50年的話，有一半人死于非命，和平時期任何一個職業都達不到這個風險的程度。90%呢？已經不能談論“風險”了，例如一個剛剛被判處死刑的犯人，還有10%通過上訴獲得減刑的機會，我們會談論他的“高風險”么？不會，他不存在“風險”問題，只存在如何僥幸逃生的問題。所以90%也不是“高風險”。鄢烈山運用編者的常識，一句話就有三個錯誤。所以和編者們談“量化”，說“對牛彈琴”是過分了，但可以肯定不會遇見鐘子期。

　　有了這樣的基礎，判斷采煤是不是高風險職業就不困難了。筆者曾經任職的企業，總人數八千，每年死于事故一人，接近萬分之一。所以雖然工廠事故頻發，但不算高風險職業。我國煤礦每年死亡六千人左右，如果知道煤礦井下礦工總人數，就可以計算出采煤是不是高風險職業和風險有多高。筆者沒有找到總人數的數據，但是如果按萬分之一推算，如果全國有六千萬礦工，那么采煤就不是高風險職業。我估計礦工總數遠遠小于六千萬，可以看出采煤確實是高風險職業?！?/p>

　　其三是思維的基本常識。有一條就是考察任何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都是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即一定的時空境域之內。何院士居然拿抗日戰爭來比方今日中國的經濟建設，以證明犧牲個人生命的必要和必然。我相信他這樣類比不是出于冷血，也不是為全國近期被關閉的4000多個煤礦的礦主喊冤，而是出于思維方式的謬誤。即便是戰爭年代，“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指揮官也要應盡可能將己方的傷亡降到最小吧。[page]

　　何祚庥說：“如果中國照搬發達國家的模式，在煤炭行業采用高投入的辦法確保職工的安全，那么就會帶來一系列其他問題，比如國家會出現煤炭供應不足，會錯過發展的時機……”且不談當前我國的采礦業安全投入在許多地方根本不是高不高而是有沒有達到最起碼標準的問題，只問我們為什么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用較高的投入來確保職工的安全？雖然何祚庥否認自己奉行“早期資本主義的法則"，但他反復強調個人為了國家的發展應當不惜犧牲，這種思維方式不過是把私有制下的資本主義替換成了國家資本主義，奉行的依然是那種與“以人為本”理念格格不入的每個毛孔都帶著血腥的原始資本主義原則。人類社會早就變換了時空，“發達國家”尚不發達時那一套罔顧勞動者死活的法則在當今世界是絕不應“照搬”的，即使我們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00年之前。60多年來，文明世界的主流價值觀已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比如，二戰時，戰爭雙方都對敵方的大都市狂轟濫炸，完全不管平民的傷亡，如今誰再這樣做就犯了“反人類罪”，為國際輿論所不容。時至今日，何祚庥院士還在竭力鼓吹為“實現工業化的夢想”而不惜犧牲一部分國民生命的高論，他的思維未免太欠與時俱進了。

　　【在“編者的常識”里有一條是時過境遷，隔年的皇歷翻不得；這一點學者的常識也是一樣的。但是對于“歷史條件”隨什么而變，二者的“常識”截然不同。編者的常識認為歷史條件隨著“文明世界的主流價值觀”而變，就像編者可以按照他的價值觀任意刪改文章和采訪錄音一樣；學者的常識認為歷史條件隨著生產力發展而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就以“狂轟濫炸”為例，不只是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也都是狂轟濫炸，這不是因為過去的人“不文明”，而是當時的炸彈準頭太差。b52從萬米高空扔炸彈，誤差1%也有一百米，一顆炸彈要想炸中目標根本不可能。要想轟炸能湊效，只有以多取勝，所謂“地毯式轟炸”一片炸彈像鋪地毯那樣鋪下去，總會有一個蒙上的。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微電子技術高速發展，長著電子眼睛和電子頭腦的炸彈可以以低廉的價格大量生產，激光制導炸彈幾乎可以彈無虛發，使得精準打擊成了現代戰爭的常態。此時沒有哪個傻子愿意再去用炸彈鋪地毯，這是經濟考慮，其實與“主流價值觀”無關。

　　那么“主流價值觀”又從何而來呢？畢竟不是人人都掌握高科技和先進生產能力，不會造智能炸彈和巡航導彈的國家或組織怎么辦？沒法子，只好用土辦法，用“人肉炸彈”，打不著你的兵，只好打你的民。于是“文明世界”就說啦：你不文明！只許高科技打低科技，不許沒科技打高科技。這就是“主流價值觀”的來歷。真的是那些挨打的不文明嗎？當然不是，誰不知道坐在家里像玩電子游戲一樣按按電鈕殺人比身上綁炸藥同歸于盡舒服。誰讓你不幸生在窮地方了，沒有巡航導彈，挨了打還讓人家說你“反人類罪”。編者們說了：“只問我們為什么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用較高的投入來確保職工的安全？”。這就是“何不食肉糜”式的發問。編者們以為“投入”兩個字真辦起來也像編者寫這兩個字一樣輕松呢。老人家曾經評論這種紙上談兵的軍事家：“他們不知道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走的。”

　　編者說戰爭時期的例子不算，那么和平時期的例子也不難找，后文中分析gdp時用的例子就是，此處就不重復了。

　　這些編者們從“事實”、“道理”談到“主義”了，他們們的歷史觀是什么主義呢？我看沒別的，就是歷史唯心主義?！爸R分子”會有各種烏托邦式的憧憬，但只有其中不違背經濟規律的才能實現。硬要推行違反經濟規律的“善良愿望”，結果必然是一場浩劫?！?/p>

　　其四是歷史文化的基本常識。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那篇訪談中，何院士有一段關于“人本主義”的妙論。他說：“我何祚庥高講人文主義，高講以人為本，反對以大自然為本。他們（指那些環保主義者——鄢）是什么？他們是狗文工作者、雞文工作者、牛文工作者……”讀來叫人捧腹，但不是因為這些話幽默，而是因為這些話無知。原來何先生理解的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是相對于“以大自然為本”，是“以人類為本”，是人類中心主義。其實，有點世界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并不是針對佛教、道教或“極端環保主義”的眾生平等、萬物齊一，而是在反抗中世紀的神權、王權中產生的，起源于“文藝復興”。相對于神權，人們把目光放在今生今世，“人被推向科學與藝術關注的中心”；相對于王權，“從古希臘思想出發，人不再是一個整體的一部分，而是有著自己目的的生靈”；由于“人”被置于中心地位，所以稱之為“人文主義”（或者叫人本主義）。至于個人與階級與國家是什么關系，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共產黨宣言》里有明確的表述，不用我在這里抄了。何先生是上世紀20年代出生的，他理應明白，我們在表述集體主義、愛國主義這些觀點時，一定要與法西斯主義劃清界限。法西斯主義肇始于上世紀20年代的意大利，墨索里尼賦予它的內容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民主、反對多元化、反對議會、反對資本主義；全體意大利人民應該放棄私利，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而共同生活。因此，法西斯的競選口號是“信任、服從、斗爭！”（參見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世界歷史》簡明讀本，德國人曼弗雷德·馬伊著）輕言公民個人應當為“整體利益”而犧牲，仿佛只要他老人家一祭起“以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為本”的大旗就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地調兵遣將，這是什么主義不好下斷語，但肯定不是人本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社會主義。[page]

　　【在“歷史文化”方面，編者的常識與學者的常識也是各有特色的。編者的編輯對象是文字，非常明白不同的文字代表不同的內容。既然人本主義反對的是神權和王權，就不可能拿來反對雞權、狗權。學者的常識有所不同，對任何文字表述都不會停留在理解字面意義上，總習慣于追尋背后的規律。比方說，既然“神”這東西并不存在，當然“神權”也就不會掌握在神的手里，鼓吹“神權”的那些牧師神甫、巫婆神漢才是神權的真實持有者。王權也是一樣。王也是人，能掌握的權力有限，更多受惠的反倒是那些狐假虎威的狗腿子。所謂“神權”、“王權”，無非是一部分人假托一種超乎尋常的東西來支持自己欺負別人而已。所謂“人本主義”，無非就是說你那些“神”呀“王”的都是瞎說，你們也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沒有高人一等的權力。世事變遷，神和王都沒了，但是騙人的原理不會消滅，超乎尋常的東西隨時可以制造。所謂“以大自然為本”，也就是用“大自然”代替過去的神，或者干脆造一個“蓋婭”女神，喝令大家來“敬畏”，威脅公眾說若不敬畏就要來海嘯sars禽流感，這樣就可以讓這些“非人類中心主義者”像過去的神職人員一樣得點實惠，老百姓可就要吃虧了。主張雞權狗權的人，自然也不是為了雞狗，雞狗只是他們為自己謀利益的口實而已。能識破神權大騙局的人，識破這點小把戲自然不在話下?！?/p>

　　其五是政治基本常識。政治基本常識包括兩個方面，之一是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馬克思主義是為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學說，是在批判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它認為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它是工人運動的旗幟。早期資本主義野蠻地壓榨工人的剩余勞動，資產階級的政府無情鎮壓工人的反抗，就像19世紀法國作家左拉在他反映煤礦工人生活與斗爭的小說《萌芽》所描繪的那樣。然而，正是工人運動的抗爭，正是像左拉這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的批判，才有了資本家的讓步，才有了工人勞動條件的改善和社會福利的增進。盡管我們今天的國家制度與左拉所描寫的那種時代性質不同，但對于為了追求暴利而不顧工人死活的黑心礦主，對于官煤勾結放棄監管職責的腐敗官員，我們每個有幸不必下井謀生但良知未泯的中國人，是應當對礦工持同情心，譴責草菅人命的黑心礦主和貪官污吏，還是應當用似是而非的“理論”為后者的倒行逆施進行合理化辯護？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呀。

　　【在政治方面，編者的常識也擺脫不了唯心史觀。據說“正是像左拉這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的批判，才有了資本家的讓步，才有了工人勞動條件的改善和社會福利的增進?！焙谛牡馁Y本家們被“社會的良心”也就是像鄢烈山這樣的“知識分子”罵得良心大發現，改變了“追求暴利”的本性，同意與工人攜手進入大同社會了。所以我們今天也要學佐拉大罵，黑心礦主和腐敗官員也就改邪歸正，礦難就可以減少。學者的常識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家由野蠻變為文明，不是良心發現，而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因為工人不僅是用勞動來創造剩余價值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實現產品價值的消費者。當生產力不斷發展達到過剩時，不管資本家如何想，普遍提高消費能力都會成為資本的意志。失業保險和各種社會救濟，在緩和經濟危機方面給資本家帶來的利益大于對勞動者的利益。經濟規律所決定的資本的意志才是資本主義從野蠻走向文明的真正動力。正如現在外資的大量涌入，絕不是因為資本家的“親華”，而是資本的意志使然?！?/p>

　　政治基本常識的第二個方面是對現實的政治倫理、政策、法規的體認。何祚庥在回答“您怎樣看待這些礦難”時說：“……我高度擁護鄧小平的名言''發展是硬道理''。在這個指導思想下面看問題，發展過程中的某些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他似乎完全不理解或不理會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為什么要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施政方針和建設和諧社會的政治目標。難道它們的提出不是有的放矢，不正是由于有些人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將gdp數目字增長置于“人”的悲歡安危之上，甚至不惜犧牲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條件，因而積累了種種社會不穩定因素，乃至激化了許多社會矛盾嗎？不正是為了更有利于中國的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嗎？何祚庥先生聲稱“在自己的崗位上參與政治”，他怎么會對這些當下最基本的政治常識都毫無知覺呢？[page]

　　【在編者的常識中，所謂gdp不過是一些干巴巴的“數目字”，是沒有人性的，是官員表現政績的工具，與“人”的悲歡安危無關。而學者的常識中重要的一面，就是要善于看出“數目字”背后豐富的內容和人性。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如果問人的生命價值幾何？最標準的回答就是“生命無價”。這個回答不錯，你花多少錢都不能讓死去的人復生?？墒沁@個答案用處并不大，例如要問死一個人賠多少錢？“無價”的答案就沒有用。人的生命無價，但人的生命有“行情”，這個行情就體現在死一個人賠多少錢上。記得改革開放之前或之初，人命的行情是2000元，交通事故死一個人，就賠2000元。有人很不滿意，說撞死一頭騾子還賠5000元，人怎么還不如騾子？答曰，買一頭騾子確實需要5000元，而人命無價。既然無價，賠多少都不夠。既然賠多少都一樣不夠，2000元總比不賠好一些吧。這當然是個歪理。真正的理由是，這個賠償額既要讓賠償受益者覺得是一筆大錢，又不多到足以令人愿意故意被撞死拿命換錢。幾年前人命的行情隨著通貨膨脹漲到了兩三萬元，最近又有了飛躍的發展，漲到了20萬，大大超過了通貨膨脹。這種變化從何而來？是像歷史唯心主義者所說的源于觀念的變化嗎？不是。生命行情的變化是gdp的增長帶來的。有人或許要說，人死了賠多少錢又有什么用？gdp能讓我們少死人嗎？當然能。50年代修康藏公路，每公里死一個人（也有資料說死5-6人），前日播出的電視劇《鐵色高原》，背景是60年代修成昆鐵路，工地附近的一大片墳頭令人印象深刻。如今看修筑青藏鐵路的報道是未死一人。這種變化的原因何在？是那個時候的人“冷血”、“漠視生命”，或是有什么“黑心路主和貪官污吏”么？都不是，原因就是gdp增長了?，F在修青藏鐵路用的是大型施工機械，而當時只能靠鐵鎬鋼釬。我們現在的百萬噸煤死亡人數是美國的100倍，但按人均的死亡率是美國的兩倍，說明美國礦工的勞動生產率是我們的50倍。美國的人均gdp是我們的10倍以上，所以他們用得起高度機械化自動化的生產設備，再加上高價的防護手段，所以比我們少用人，少死人。經濟學中有個“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說的是在發展過程中隨著gdp的增加，貧富差距、事故率、環境污染普遍存在先上升到達頂點再下降的趨勢。我們現在的發展階段正處于倒u形曲線的頂部，繼續高速提高gdp，盡快進入曲線的下降段是解決諸多問題前提。有了這個經濟基礎各種具體措施才是可行的。所以gdp里包含了“人”的悲歡安危，而不是其對立面?！?/p>

　　以上所言“卑之無甚高論”，寫字時一點辯論的快感都沒有?？墒?，不說還真如骨鯁在喉。什么時候我們再也不要討論這樣一些最基本的常識？

　　【“寫字時一點辯論的快感都沒有”是由衷之言，因為此文讀起來也沒快感。但是“不說還真如骨鯁在喉”就不對了。如果真是“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吐出來必有快感。這里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郁結于心”而又無法發泄，強努出來的文字才如此沒快感。

　　其實鄢烈山不僅是個“編者”，也是個“作者”，寫過不少雜文。很多雜文讀起來很有快感，能聞到一股靈氣、才氣。曾經開過一個專欄為年輕人解惑，我十分關注，因為我一向厭惡那些“青年導師”裝孫子。但鄢烈山的這個專欄自始至終都能像紅樓夢里的林妹妹一樣，從來不說那種混帳話，實屬難能可貴。

　　鄢子曰：以“公民寫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寫我心”的境界。真如此則必然氣定神閑風流瀟灑。一旦脫離此道，借公器泄私憤，搞成黨同伐異的“私民寫作”，“我心”也偏，“我手”自然脫離了“得心應手”的常態。

　　看了這篇無快感的文章，倒讓我從旁汲取了教訓：出去旅游要挑沒去過的地方，找人打架則要選熟悉的地方，以免被追得慌不擇路鉆進死胡同里。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更簡練：“寫不出來時不要硬寫”。僅以此與鄢烈山共勉。】參考資料：時報評論：億元gdp死亡率折射公共理性http://www.cas.ac.cn/html/dir/2006/01/06/7257.htm科學時報1月6日[page]

　　作者：舒鋒

　　“2006年要把億元gdp死亡率、工礦商貿十萬從業人員死亡率等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考核指標?！眹野踩a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1月4日透露。

　　有數據表明，2004年，全國gdp達到13.6萬億元，同時也有13.6萬人死于安全事故，1億元gdp死亡1個人，占世界安全事故死亡總數的80%。目前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世界其他產煤國家煤礦事故人數的總和，每年死亡大約6000多人。統計顯示，我國單位產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單位gdp污染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幾倍，正如中國單位gdp的高能耗一樣，單位煤產量所犧牲的生命也高居世界第一——2003年全世界產煤約50億噸，死亡人數8000人左右，中國煤炭產量16.6億噸占33.2%，而死亡人數6434人，占80.4%。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是美國的近100倍，俄羅斯的10倍，印度的12倍。一方面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則是生產事故和傷亡人數的居高不下，安監部門甚至用“帶血的煤”來譴責那些只顧經濟效益而蔑視生命的黑心雇主。曾經有專家認為，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是事故的高發期。我國目前正處于這個階段，因此事故高發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真的如此嗎？

　　眾所周知，近年來，我國重大事故多發的地區，有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地區，也有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甚至是4000美元的地區。事故高發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切向錢看、要錢不要命和對安全生產的忽視。把億元gdp死亡率、工礦商貿十萬從業人員死亡率等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考核指標，就意味著這種說法的不科學性和有害性，也是對gdp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代價和負面效應的重視。

　　gdp無法全面反映社會凈福利，不能充分反映資源配置扭曲和浪費的程度，更不能具體反映社會公平競爭機會、生態環境、個人幸福指數和社會滿足感在內的各種其他指標。那么，從更深層次上說，把億元gdp死亡率、工礦商貿十萬從業人員死亡率等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考核指標，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尊重，是對社會發展最終目的的維護，是把gdp與人的進步和幸福來相互關聯起來進行思考的表現。要知道，對gdp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的評價，總是關涉它與人的福利、幸福和進步等方面的肯定或否定的必然聯系。毫無疑問，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應該把與人的切身的幸福和進步考慮進去。把億元gdp死亡率、工礦商貿十萬從業人員死亡率等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考核指標，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必然，是對個人的幸福的重視，也是公共理性的折射。

　　（方舟子按：《南方周末》的編者既然假惺惺冒充中立“歡迎所有人參與”，那么新語絲“立此存照·《南方人物周刊》：黑媒體的典型”專輯中就有兩篇駁斥鄢烈山的“基本邏輯”的現成文章可用：鵬歸《評鄢烈山《向何祚庥院士請教兩個邏輯問題》》(xys20051213)、alan《鄢烈山：你的邏輯何在？》(xys20051213)。明明是連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事實陳述和價值判斷都分不清的文傻，卻偏愛談談什么“基本邏輯”、“基本常識”?！赌戏街苣返牟涣加浾呃詈ｙi不是抱怨新語絲“一邊兒倒”嗎？新語絲敢把批駁的文章全文附后供讀者比較，《南方周末》“一邊兒倒”的時候有種也這么做嗎？自己做不到的，甚至做得遠遠不如的，有什么資格來抱怨？）編者按：2005年12月12日，《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對話何祚庥：一個批判者的自我辯詞》一文。采訪中談及礦難，何祚庥說：（怨就怨）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刊中原文如此）隨后發生爭論，鄢烈山參與其中，論辯往來，至今猶酣。爭論的焦點，似可稱之為‘大局成本論’——成就大局需要付出成本。

　　成就任何大局都要付出包括人命在內的成本，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對待‘成本’的態度，才是問題所在：在所難免之事，即可漠然視之？[page]

　　事實上，‘大局成本論’并非針對礦難所首創，而是早就散見于各種場景之中，想來心存‘成本合理’潛意識的人也許不在少數。

　　本版刊登這篇文章，當然并不代表本報觀點，也不指望一舉擺平此次事件的文責是非，而是試圖理清‘大局成本論’背后的邏輯，歡迎所有人參與。鄢烈山1952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沔陽縣（今仙桃市）沙嶺村。1982年7月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曾做過農民、民辦小學與中師函授教師、政府機關干部，1986年3月入新聞界，現為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高級編輯。無黨無派無行管職務。1984年起開始評論、雜文、隨筆寫作。已出版雜文時評集15種，多為吞吞吐吐的言辭。以“公民寫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寫我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