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綁公益訴訟環保法應有作為

　　早報首席評論員 沈彬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將于6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會上將繼續審議《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近年來，從PM2.5到土地重金屬污染，環境危機頻現，環保議題也越來越進入公共決策的中心地帶，公眾期望24年來首次修訂的《環境保護法》跟上時代需求，真正保護美麗中國。

　　治理污染固然需要行政機關的鐵腕執法與司法機關的嚴厲打擊，另一方面，污染問題關系到公眾的切身利益，公民、民間組織有著參與治理的強大意愿，引入民間“活水”才能形成環境問題社會共治的局面。所以今年年初正式施行的《民事訴訟法》引進了公益訴訟制度：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提起公益訴訟。

　　環保公益訴訟，是民間組織理性參與環保的有效路徑。從環評立項上說，如果司法機關充分保障公益訴訟的立案權利，讓雙方對項目的環境影響自由而充分地舉證質證，就能把環境矛盾納入司法渠道理性解決，就能夠避免諸如四川什邡、浙江寧波等地因化工項目立項不透明而發生群體性事件，從而能最大限度地為經濟發展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從環境污染事后賠償上來說，公益組織積極啟動訴訟，向污染企業索賠，甚至天價索賠，就能形成對污染企業的有效震懾，成為環保部門監管的有益補充。

　　但讓人遺憾的是，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實施近半年來，民間啟動公益訴訟仍舉步維艱。比如，國家環保部主管的環保組織中華環保聯合會先后在三個省市遞交訴狀，卻至今未得到任何書面回復。山西忻州市中院在退回了訴訟材料后，口頭告知中華環保聯合會不予受理的理由是：因沒有司法解釋，未說明原告應具備的資格。

　　按《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或依法受理案件，或者下裁定書不予受理案件。但以上三家法院都沒有這么做。這讓全程參與《民事訴訟法》修改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肖建國感到不可接受。這是司法機關以非法律的手段阻止了民間合法的公益訴訟，把環境矛盾推出法庭、推上大街。

　　本質的問題在于，環保公益訴訟往往涉及地方利益、群體性矛盾，很多基層法院認為問題過于“敏感”，不愿意受理。而且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又含糊地規定：只有“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才可以提起公益訴訟。那么誰才是“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全憑立案庭法官掌握，這必然會導致法院方面將大量公益訴訟拒之門外，中華環保聯合會三個公益訴訟的炮仗沒有一個能點響，也就不奇怪了。如果連影響巨大的中華環保聯合會都如此待遇，其他民間環保組織參與環境維權就難上加難了，最終環保公益訴訟的渠道可能會被徹底堵死。

　　所以需要進一步降低公益訴訟門檻，放手民間環保維權，才能實現《民事訴訟法》引進公益訴訟的立法初衷，發揮民間參與污染治理的潛力。如果只把個別與政府部門關系密切的環保組織列入內部白名單，規定只有它們才能啟動環境公益訴訟，而其他合法的民間環境組織卻不能，那么這既違背了近兩年開放民間組織的改革精神，又不利于環境污染治理。

　　我們期待修訂中的《環境保護法》能徹底松綁環境公益訴訟，讓更多的民間組織參與治污，對啟動公益訴訟的主體不能搞“白名單”限制，更不能讓一兩家國字號公益組織壟斷全國環保公益訴訟。公益訴訟的門不該是窄的。

　　（原標題：松綁公益訴訟 環保法應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