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重金屬污染已成環保公敵

　　重金屬污染已成環保公敵

　　本報記者 尹鴻偉

　　環境污染問題仍然是中國邁向現代化最艱難的障礙之一，最高領導層其實早已經看到了這種危機，并且希望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對此有所遏制，情急之下往往還訴諸更嚴厲的管制和處罰。

　　但現實情況始終不容樂觀。

　　“長期以來，環境污染的情況一直都存在，不過以往主要集中出現在各種礦區或資源型城市，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步伐的加快，污染的情況已經呈現出遍地開花的態勢。”致力于環境保護的“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說，“各種礦冶、化工、石化、電解、電池……制造和設施全國各地都在出現，必然造成污染可能性的急速增加。”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肖暉表示，政府在監管上的缺失是釀成各種污染事件的重要原因，但絕不是唯一的原因，對監管者如何進行監督已經到了需要從制度層面反思的程度了。

　　事件成因繁亂復雜

　　“中國企業已經到了最缺德的歷史時期！”湖南瀏陽鎘污染、云南曲靖鉻渣污染……此起彼伏的環境污染事件令人觸目驚心，不少社會學者不斷發出如此悲呼。

　　“大量污染事件充分說明各地的污染排放量非常大，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地環境的承受力，而且這樣的污染情況一直都在日積月累。”馬軍說，“不能否認這些年來政府在監管方面也做了巨大努力，但是情況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往往在不經意間事故就爆發了。”

　　國內多地發生重金屬污染事件，引發了新華社的公開質問：幾次三番的事故，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屢屢受到嚴重威脅，為何始終換不來徹底的整治？

　　馬軍認為，仍然把地方財政收益，把GDP的發展指標放在環境保護之前，是各種環境污染事件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已經出現了一些蹊蹺：中央層面不斷倡導環境保護，但對地方的政績考核仍然把經濟數據當作硬指標；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地方的企業和政府短期內都不敢改變粗放式的發展模式。

　　環境污染對食品安全性的影響已經不容忽視。2010年，一個國際環保組織發表了題為《“毒”隱于江：長江魚體內有毒有害物質調查》的報告，表示在取自長江上、中、下游不同城市的鯉魚和鲇魚體內，均測出了被稱為“環境激素”的壬基酚和辛基酚，這兩種物質可導致雌性性早熟等性發育和生殖系統問題。另外，農業部門近年的抽查和學者的研究也都表明，由于企業活動帶來的含鎘污水被灌溉至稻田，目前中國約10%的稻米存在鎘超標問題。

　　“環境污染很可能給當地帶來深遠的影響，不僅僅是短期居民的生活用水，甚至將影響到當地出產的各種產品銷售。”馬軍說，“之前獲得的經濟收益與后期治理成本往往是不相稱的，后者遠遠大于前者并且無法完全恢復原樣，也就是俗話常說的得不償失。”

　　他認為，盡管環境污染涉及面廣、層次深，但是各種事件發生的原因卻是有規律可循，“除了違法企業的不自覺行為，更有政府執法不嚴，導致企業違法的成本很低，總是抱著僥幸心理追逐利潤的情況一直無法杜絕”。

　　肖暉表示，中國各地頻頻發生大范圍環境污染事件，一方面說明今天的信息比以往更加暢通，過去能夠刻意地成功隱瞞某些大事件，在今天已經不具有這種隱瞞的條件了；另一方面說明中國今天較之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面對環境污染的威脅，這種威脅是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失衡所造成的，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這是長期性的，全地域性的。

　　另外，各地民眾對于環境保護知識缺乏、觀念淡薄，不能對相關企業及政府部門進行積極監督也成為一個突出問題。近年來，雖然在廈門、廣州和大連等一些地區出現了一些民眾自發參與環境維權行動，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總體上民眾的參與能力和熱情都還不夠，與政府、企業的溝通仍然不算理想。

　　馬軍說：“目前社會各界欲對環境問題提起訴訟非常困難，當地司法機關和政府往往都會千方百計逃避和阻攔，環境問題甚至已經成為破壞中國國際形象的一大證物。”

　　2010年，在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積累的30起新案、20起舊案中，成功立案的只有個位數。其中湖南株洲6歲女孩兒劉冰潔因鎘中毒死亡一案，雖然艱難勝訴，但法院只判了6000多元的賠償。

　　自1970年開始的“世界地球日”活動，促進了全球許多國家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視，也推動了各國環境立法方面的步伐，其中也包括中國在內。在1990年4月22日地球日20周年之際，時任中國總理李鵬發表了電視講話，支持地球日活動，從此中國每年都進行地球日的紀念宣傳活動。

　　尤其在2005年前后，中國上下甚至還掀起了一場“環保風暴”，除了整肅大批企業和官員，也大范圍啟發了民眾對于環保問題的認知。更重要的標志是，中國政府在2008年將原來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升格為“環境保護部”，力圖在政府管理方面獲得更好的效果。

　　經濟發展的副產品

　　有學者指出，事后的追懲自然重要，但是更關鍵還在于事前的預防準備，即前期工作更重要。前期多投入，總是比后期出現更大的損失強，如果事前都把功課做足了，再出問題一般都是意外了。

　　肖暉表示：“污染事件根本無法完全用經濟成本來計算，其對于人的健康損害很難從經濟成本的角度來衡量。”

　　在各種環境污染事件中，是政府責任大，還是企業責任大，或者老百姓也有責任？馬軍認為，首先是企業的責任，因為它們的行為絕大部分屬于明知故犯，目的就是為了降低企業成本，獲取更大利益。

　　“而地方政府為了獲取經濟收益，往往故意縱容企業行為，具體表現為執法不嚴，如果當中再有腐敗行為存在，那么政府的監管作用基本就失去了。”他說，“因此‘民眾受害了，媒體報道了，政府部門才出面’的情況越來越多。”

　　馬軍表示，按照國家法律規定，每個企業的設立和生產，都必須經過環境評估，理論上法律條文雖有不足，但是基本風險都可以應對了。相反的情況是，由于近年一些地方加大了對企業污染的打擊力度，卻往往造成當地經濟蕭條，財政收入下降的尷尬局面。

　　“在各種污染事件中，細分政府的責任大，還是企業的責任大，或者老百姓是否也有責任是無意義的，因為他們各自責任的范圍并不一樣。”肖暉說，“對于政府監管責任而言，企業和老百姓都無權監管，也就談不上責任；對于企業而言，在經濟發展中是否有社會責任感，這和政府和老百姓都無關系；對于老百姓而言，能否積極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的確有關其責任問題，但其拿起的法律的武器和公權機關拿起的法律武器以及企業拿起的法律武器是兩回事。

　　肖暉認為，一個污染事件一定是三方面的合力所造成，制度能夠提供的只是應當如何更好地事前預防，事后救濟。譬如，對于老百性能夠積極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就涉及中國公益訴訟不健全的問題，這就需要從制度的層面來反思。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的企業老板都不簡單，大多數不是人大代表，就是政協委員，加大了各種工作的復雜性。”一名官員透露，“在每次污染事件發生之后，實際上政府都會查處許多企業，但除了力度有限，還有信息不公開的因素，因此社會公眾很少知情。”

　　這名官員舉例，“紫金礦業”、“康菲公司”……在不少實際案例中，政府對企業的處罰往往低于損失本身，一是不能讓企業就此垮掉，二是一旦數額超過企業償還能力，政府就必須接手負責。

　　肖暉說：“經濟發展的副產品之一就是環境污染，客觀上很難避免。許多事例已經證明，內部監督往往是無效的，效應只會從外部產生。”

　　肖暉表示，由于中國仍然習慣用行政的手段解決此類問題，所以總是很難評估因此帶來的全部損失，但從中石油漏油事件賠償10億元等案例來看，即使采用非訴訟的手段來解決，各項損失仍然是極其嚴重的。

　　面對經濟發展欲望帶來的這些困惑，馬軍認為民眾可以大力行使“消費者權利”，即抵制、不購買有污染背景企業的產品，由此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直至要求企業消除污染因素，要求政府嚴格執法。

　　馬軍說：“還有一個新情況應該引起重視，近年來許多群體性事件都是由于環境污染引發的，一些最初的經濟問題逐步演變成環境問題，最后更變成了政治事件。”根據環保部的數據，2009年中國重金屬污染事件致使4035人血鉛超標、182人鎘超標，引發32起群體性事件。

　　環保急需強勢出手

　　現實中，環境安全事故一旦發生，地方政府往往會有兩種態度：或者積極出面調查、查處，盡快解決問題；或者會想辦法掩蓋，甚至不允許相關企業、人員自行發布消息。

　　“第一種情況顯然屬于事件影響不大，涉及人員身份也很普通，所以官員們可以積極行動，信息披露也非常及時。”長期涉及企業安全訴訟的重慶知名律師周立太表示，一旦環境安全事件被制度性安排制造出來，它自身的防御機制極其強大，即使有些企業想公開問題，也有其他權力阻止。

　　這樣的思路甚至還擴展到了食品安全行動中。比如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根據質檢總局2008年9月的檢測，共有22家嬰幼兒奶粉生產企業的69批次產品檢出了三聚氰胺，許多龍頭企業和知名品牌也牽涉其中，依法嚴懲可能使整個行業遭受重創，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以“維穩”的名義保護所謂“重點企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10年金浩茶油致癌物質超標事件發生后，湖南省質監局表示，早在年初他們發現問題產品之后，就已經責令企業整改并召回相關產品，不過食品安全事關維穩，所以沒有及時向公眾發布。

　　周立太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后一種情況，自然是因為有許多既得利益者涉及其中，“一些人總是把自己的利益、前途看得比維護環境安全，保障民眾生命安全更重要”。在中國現有的法律中，政府的事故責任并不明確，雖然法律規定政府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但卻沒有因監管不力造成損失而追究政府相關責任的處罰規定。

　　另外，目前政府內部對于企業的監管其實正處于一種“多頭進行，效果不佳”的尷尬境地，各種情況包括環保、土地等多部門都可管理，職責并不明確，因此一些地區已經在考慮成立綜合執法部門解決這一困擾。

　　“政府部門查處不嚴、不到位的確是主觀原因，但是現在唯利是圖的商人、企業對環境破壞的方式越來越多，政府有關部門防不勝防，無法事無巨細地監管也是客觀存在的情況。”廣西一名基層環保官員透露，“理論上對企業的所有安全項目都應該監管，但是那樣的代價是費用太高，而且對工程設備、技術人員的要求也非常高，許多地方政府無法承擔。”

　　“除了嚴格控制企業審批程序，企業生產環節更應該引起各地監管部門的重視。”他說，“由于企業生產基本是固定地點，因此只要當地政府部門責任心到位、執法到位，不可能管不住。就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監控住了各種企業的生產活動，也就管住了全國污染的八九成風險。”

　　事實上，如果嚴格按照《環境影響評價法》對企業進行環評，許多污染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為什么事故發生后政府很少處理甚至保護老板，因為官員們認為保護了老板就保住了利益，所以經常發生檢查企業安全標準的人員被領導大罵的情況，理由是影響投資環境。

　　周立太認為，要讓企業家們真正對安全生產重視起來，必須在兩個方面入手，一是追究企業家的刑事責任，二是提高賠償金額。

　　“只有加大企業和企業家的違法成本，才能使‘生產安全’成為他們不敢輕易觸碰的‘高壓線’。”他說，“我一直認為嚴判一名企業老板遠遠比撤掉一個孟學農的效果要好。”

　　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都曾發生過嚴重的鉻污染事件。有一部名為《永不妥協》的電影，就是改編自1993年發生在美國加州的鉻污染案，內容講述了一名女律師偶然發現美國最大的水電煤氣公司非法排放含有六價鉻的有毒污水，最后憑借難以想象的意志力為當地患致命疾病的居民贏得了3.33億美元巨額賠償。

　　“民眾的積極參與是非常重要的，專業知識方面則可以依靠各種環保組織來進行，比如參加環境聽證會后積極公開各種信息，讓更多的人知道。”馬軍說，“政府應該給民眾更多的支持，法律也應該提供更多的空間給社會。”

　　馬軍表示，建立相關企業污染信息的公布機制已經迫在眉睫，目前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該信息公開的工作越不理想，因此無論政府還是企業的觀念轉變非常重要，“比如許多發達國家早已經建立的《污染物排放轉移登記制度》就非常有效，企業必須定期向政府和社會報告相關數據情況，遺憾的是目前中國還沒有這樣的制度，始終不能及時給外界提供一些關鍵的信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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