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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是哪年了，那時三個女兒都還小呢，老大也不過十七、八歲而已。有一次，我在珠寶店看到真正的珍珠項鏈，顆顆珠圓玉潤，讓人愛不釋手，雖然兩個小的還太小、暫時戴不著，但做母親的情盛，想到她們有朝總會用到，且三個孩子應一碗水端平，所以破費不貲地一口氣買了三條，回美后分贈三個女兒。當時女兒們都是歡歡喜喜收下了。幾年以后，一日無事桌前坐，忽見三女魚貫而來，更奇的是，手中各捧一條珍珠項鏈。
“媽媽，項鏈退給你。”
“為什么？”
“蚌太痛苦。”其中一個說完禪宗語錄般的對白，拋下珠子在我掌心，飄然而出。
我錯愕地看著第二名。
“姐姐說，珠是蚌心碎后的淚水。”她也出門而去，將蚌的一串眼淚撒在我的手心。
我匪夷所思地看著老大。“是瓊瑤嗎？你讀的瓊瑤就這么派上了用場！”我惱怒得想發火——為了逼三名小姑奶奶讀中文，這些年我們做父母的百寶出盡，蘿卜加大棒地連哄帶求，兩個小的根本軟硬不吃；唯有老大，，中文功底較好，勉勉強強能讀懂個瓊瑤，當時我還老心頗慰，誰想到后患如斯。
“媽媽，瓊瑤的心碎不過是玻璃世界的一塊虛幻的玻璃碎了，who cares？而每一顆珠子，都是一個生命真實的痛苦磨出來。人類何其虛榮，要將多個生命磨出的多個痛苦掛在脖子上？”
我還在張口結舌中沒有緩過一口氣來，大小姐又發話了：“媽媽上次買的那兔皮手套我不要了。以后動物皮毛的衣物一概請不要買給我們。不會穿的。”
我后來不但沒有再給女兒們買過帶有皮毛裝飾的衣服，連自己的那份也省了。
事隔不久，三丫頭有日回家，一只小拳頭虛虛掩著，冒出半只鳥的小腦袋。原來是只不知名的小鳥，病得飛不動了，在一棵仙人掌下奄奄一息。三丫頭加入了學校的“野生動物保護小組”，土桑八月的酷暑中，氣溫可高達華氏117度，人人躲在家中吹著空調乘涼都沒口子嚷熱，有的臺灣來的女學生出門還撐著陽傘防曬，這個小組成員卻頂著炎炎烈日在沙漠里跑，專門找尋這樣傷殘有疾的小動物，帶回來救治。
“媽媽，它病了，你看它多可憐。”
“你打算怎么辦？”
“帶它去看獸醫，好嗎？”
另外兩個女兒也說，“媽媽，please。”
“丫頭們啊，小鳥有健康保險嗎？”
“沒有啊。”
“那誰出錢給它看醫生??？”
“它是一條小生命嘛！”又氣鼓鼓地，“不要叫我們丫頭了好不好？”
我沒好氣地說，“它如果現在能開口吟出‘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媽媽就開車送你帶這只罕物去獸醫院。”
“媽媽怎么對鳥都講種族歧視！那個肺結核女人的酸鸚鵡有什么好！”
雖然兩個小的面面相覷地不知背景知識，老大卻懂得如何反擊。半摻著英文的中文，把林妹妹罵成“that tuberculosis woman”。
三丫頭吵著說要預支年終的紅包給小鳥當醫藥費，我不置可否，她大姐看不過，帶著妹妹和她的沒名目小鳥開車去獸醫院急診。一針下去，四十美元打了水漂——三丫頭那時還是十幾歲的高中生，尚無掙錢的能力，醫院只收信用卡，而刷完的信用卡賬單當然是作老媽的我來付，自不會從她的年終紅包里扣。那還是多年前，四十美元的購買力還很可觀，我們這靠薪水吃飯的教書匠之家，平素并非這樣縱容小孩子亂花錢的。
孩子帶著小鳥回家來，悉心給它喂水、喂食，用小吸管吸了牛奶一點點蘸到小鳥的唇邊，我忽然體會到，即使一只會吟詩的鸚鵡，也未必給女兒帶來那樣的快樂。在一個晴朗的上午，她親手將病愈后的小鳥放飛，年輕的面容映著藍天，那樣地滿足與快樂。人生多蹇，作為成年人的我知道，世上有許多比這只小鳥更悲慘的人或事，我們菲薄的人力并不足以援手。然而我屈服于女兒那顆體仁愛生的柔軟的心。
咱家出了三名環保主義者，這是不壞的一件事，但人類的愛總是要有等差的是不是？保護環境愛護動物不能鉆牛角尖。我愿意她們被人稱為“溫和的環保主義者”，而非“環保恐怖主義者”。(摘自美國《世界日報》，作者：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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